对优秀人才，既要鼓励“往高处走”，也要鼓励“往低处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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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今年五一，一共五天假，去了两个城市，广州和长沙，一半休假，一半办事。

广州我比较熟，之前每年都来好几次。但这次广州订酒店的时候，不够小心，订了之前住过的香格里拉，结果不巧正在广交会会场附近。办入住要排队，吃早餐要排队，整个酒店里面全是老外，外卖不让送进来，体验非常差。

长沙这次体验不错。我虽然户口本的籍贯写的湖南，但只能算一个冒牌湖南人。长沙真没有来过几次，印象也不深。

来长沙之前订酒店时的印象不太好，酒店很贵，五一假期的价格完全不比北京上海低。毕竟只是一个二线城市，也不算最热的旅游点，凭啥酒店这么贵。

到了长沙，感觉大不一样。我住在浏阳河与湘江汇流处的一家酒店，楼下就是大悦城，晚上在湘江边散步，对岸的建筑流光溢彩，灯火通明，感觉黄浦江、珠江畔也不过如此了。我从小在没有大江大河的北京长大，对江景缺乏抵抗力。

长沙这个城市烟火气十足。沿大悦城一带江边散步，既有跳着广场舞的大妈团，也有玩街舞和滑板的年轻人。大悦城里面的餐厅人山人海，几乎都要等位。

虽然是冒牌湖南人，但一直很喜欢吃湘菜。刚工作的时候，办公室旁边有一家小湘菜馆，当时的最爱是酸豆角炒肉末，一个菜一碗米饭，好像只要10元钱。这次在长沙算是过足了吃湘菜的瘾。不过，湘菜始终也没法做出高端品牌。粤菜就不必说了，新荣记也把台州菜这样一个小众菜系，从海鲜大排档开始，做成一线餐饮品牌。

走在长沙这个城市，明显感到市民的压力远低于一线城市。主要原因应该就是房价了。

但有一点比较奇怪、长沙住宅楼普遍很高，40-50层的住宅随处可见，像香港。北京反而很少，最高也就20-30层。长沙地价无疑更便宜，为啥要盖得这么高。

我住的地方，应该算是长沙最繁华的区域了吧，旁边的楼盘北辰三角洲，大概一万多不到两万一平米。买一个三室一厅，不到两百万就够了。这个价格，应该和我06年在北京买第一套房的时候差不多吧。当时，我从国外读书回来，在北京一家外资咨询公司M记就职，拿的也算是准Global Pay，当时买个三室一厅也是差不多不到两百万。那时，一套房差不多相当于三年的税后工资吧。

不过那时，中国能提供Global Pay的工作岗位，还是非常少的，只有外资投行和管理咨询公司能给差不多接近美国水平的工资。

那时，在外企工作，拿着欧美水平的工资，在北京生活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那时，在美国新加坡这些地方，就算工资比北京高一些，但实际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在国内。所以，我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回国。

那时，虽然外企的打工仔没法和真正的有钱人相比，但也算在北京能活得比较轻松吧。

更早一批的外企打工人士的生活更加优越，是能靠外企打工的工资、在北京上海买别墅的。当时上海还有买房退税政策，贷款利息都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。为了享受这个政策，有位M记打工前辈。老公负责挣钱，老婆负责买房。在上海买了两位数的房子，现在价值估计至少数亿元。M记的前辈靠打工能实现财务自由，成为富豪，其实主要靠的还是老婆比较英明，抓住了房价上升的大潮。

2004年我回国，虽然不像前辈那样靠工资可以买别墅，但确实也没担心过买房问题。

今天，读完MBA加入M记的打工人，在一线城市买房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。一套北京三居室，也需要十几年的税后工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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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，MBA毕业选择在M记纽约伦敦办公室工作，以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，也不过勉强过高级小白领的生活而已。今天，中国一线城市能提供高薪工作岗位，已经远远多于二十年前。互联网大厂，一个小组长，拿到百万级别的年薪不算太难。但这个年薪水平，想在北上深过上优越的生活，已经远远不够了。

与二十年前，拿Global Pay的外企白领在北京上海爽到飞起一样，今天，这些大厂年薪百万的打工人，要是生活在长沙，也会很爽呀。三年的税后工资，可以黄金地段买一套三居室。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，生活在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，也爽的很。

问题是，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，能提供多少百万年薪的高薪岗位？那些一线城市的高薪岗位，能否转移到二线城市？一线城市的精英，是否愿意到二线城市就业？

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但如果人口只向高处流动，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。当年，纽约和伦敦是高处，北京和上海是低处。既有削减脑袋不惜一切代价要出国的，“往高处走”，实现“北京人在纽约”梦想的人，也有从国外回来，“往低处流”的人。“往低处流”不一定是错的，如果在二十多年前，拿美国级别工资，回国生活买房，反而是靠打工工资能实现财富积累自由的唯一路径。

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北京上海比作十几年前的纽约伦敦，今天的长沙，比作十几年前的北京上海。既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的追求上进的人，通过读书工作，迁移到一线城市，在一线城市奋斗求存。也有被一线城市的房价所压迫，回到长沙这样的城市，过轻松惬意的生活的人。

当年，一些高薪的职位，从纽约伦敦向北京上海转移，让一部分“往低处流”的精英人才，拿着纽约伦敦的工资，生活在北京上海，过着舒适的生活。

今天，一线城市报酬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高薪岗位还是很多的。二三线城市，这类岗位数量就少了很多。这些岗位愿不愿意向二线转移，能不能向二线转移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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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高薪岗位，一线城市的资产和资金，向二线转移，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。

一次在北京打滴滴，和网约车司机聊天。司机说，他打算再干几年，卖掉北京的房子，到二线买一个更大的，还能剩大几百万，存银行吃利息养老都绰绰有余，能过得非常舒服。当然也有一些担心，比如医疗之类的。

这样的人口反向流动，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效果。一方面，降低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压力，提高对二线城市住房的需求，还把沉淀在一线城市房子里面的资本，变成了消费，促进经济。

过去，“往高处走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农民进城，优秀人才向一二线城市聚集。

未来，也许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，要靠“往低处流”。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本，向二线三线城市迁移，带动经济发展。

毕竟，中国有14亿人，人均GDP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只靠一线新一线城市的1-2亿人，肯定是不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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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前，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，日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雁行模式。日本是头雁，亚洲四小龙其次，承接头雁因为成本上升而被迫转移出去的产业。亚洲小虎和中国再其次，承接四小龙转移出去的产业。日本可以一直飞在最前面，保持竞争优势。

然而，日本的雁行模式，破产了。日本这个头雁没有能力始终维持住对后雁的持续竞争优势，后雁也不甘心一直捡破烂，捡被头雁淘汰的产业。

日本先是赶超美国失败，被美国打得灰头土脸，然后被韩国卷，最后被中国卷。

雁行模式是用来描述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。一般而言，在一国之内劳动力的流转更加自由，往往很难产生成本的巨大差距，也就没法搞出一个雁行模式。

但中国不一样，中国有14亿人，房价差距巨大，隐性生活成本有巨大差距。房价导致的人才从一线向二线城市的流出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，把招聘岗位从一线向二线城市转移。有可能在中国一个国家，就跑出一个头雁带动后雁的雁行模式。一线城市是头雁。因为成本原因，在一线城市难以为继的产业，转移到二线，三线城市。

产业转移，工业制造业企业走的更早，一部分转移到中西部，另一部分因为成本和政治原因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。IT，软件，互联网这样的岗位未来也需要这样的转移。但对这样的企业来说，需要更频繁更密集的交流，由于语言问题，转移去东南亚的难度更大。

类似长沙、西安，这样的二线城市城建教育医疗其实也不比一线差多少。房价远低于一线。同样薪资的打工人，在这些二线城市能获得远远高于一线城市的满足感。这种人口流动，就和当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，转移人才一样，对转出方和转入方，都是双赢的。

这种人口流动应该被鼓励，不断完善跨区域的医疗保险，减少劳动力流转的障碍，让人才能双向流动。既有“往高处走”，也有“往低处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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